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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3页）

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会有人更着急。

这样的状况对农业生产不利，所以后来出台一些相关文件。

严禁公有化过程中，压低价格购买农民的生产物资，更严禁收缴农民存款。

这才得以遏止杀牛之风。

后边的三年灾害期间，东北也有旱灾。

但是没中原地区严重，少数地区才有绝收的情况。

所以尽管生活不可避免地苦了一些，不过却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至于再后面的文革，东北的农村也没那么严苛。

本身地广人稀，监管自然宽松。

大多数农村也不过应付性地随便开个批斗会，喊喊口号。

完事儿了，群众跟被批斗者坐一起读读语录，有说有笑吃顿大锅饭然后散伙才是常态。

远不是城里那种没完没了的批斗，更没有往死里整人的情况。

毕竟每个村里就那么一两家地主、富农。

甚至有的村连富农都没，真把这地主给批斗死了，还选谁来批斗？

那不是拖了公社的后腿？

更何况，就后世的眼光来看。

东北本身没有多少那种大肆兼并土地的地主。

当然，这些人里面不乏作恶多端者，但是也有不少大地主是当年抗日的主力或者资金来源。

之后存留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小地主。

大半其实也是勤恳劳动，努力开荒的普通人。

最多也就是多了几亩地，农忙会雇几个人一起干活。

就算吃喝，也是跟着雇来的人一起吃。

日常他们的饮食，可能还没普通的农民好。

真的剥削、苛待雇农的，那只怕雇人都没人去干。

实际上这时期，只要肯下功夫，村外大片野兽出没的荒地，随你开垦多少。

自己不去开荒，盯着人家那仨瓜俩枣。

这也充分体现了恨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

这样的地主再坏，还能坏过那些下乡的知青？

每个时代，都要有人成为代价。

当然，知青同样也是特殊时代的受害者。

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大半正常的人，也不会再留恋怀念那些苦难。

或许每个时代，都要有人成为代价。

只不过身处局中，只有聪明或者运气好的少数人才能跳出迷局，躲过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