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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第3页）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抚等，说“乃有庸懦无能之督抚，间有参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参，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参劾，于我不便。以此等语解释于众，似觉参劾为迎合朕意”

。他训诫说：“凡事秉公据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见。”

[1o2]

四年（1726年）十一月，对朝中各部官吏进行裁简。雍正帝传谕说：“各部汉司官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碌无能之人偷惰安闲，实属冗滥”

。“着各部堂官将所属司官，详加甄别。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办事，将来不堪升用者，尽行举岀，与应留办事人员，一同带来请旨”

。（《世宗实录》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别官吏，分为留任、改除（调任）、休致（退休）三类，裁减了大批冗员。[1o2]

整治陋规

所谓“陋规”

，简单地讲，是指清朝各级政府官员、幕友、吏役通过收受贿赂、浮收征派等途径敛取的俸禄外收入。到康熙末年，陋规已展到不得不加以整治的地步。因此，雍正帝登基伊始，便着手整改。

寿山石雕螭“为君难”

印

其一，禁革部费。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帝降旨禁止收受部费，并下令组建“会考府”

衙门，专门负责清理户部部费。他说，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种种借口加以驳诘；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一概予以奏销，“朕今不得不加整理”

。[11o]

其二，禁革节礼。雍正帝认为，“节礼一事万万使不得”

，“属员之贿赂断不可收受”

，下令禁革一切节礼。从当时地方官的汇报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年希尧就任广东巡抚后，概行拒收下属例行节礼；广西巡抚孔毓珣上任伊始，也将衙门节礼“尽行不收”

；广西布政使刘艇琛对各属所上节礼也“分毫不敢收受”

。[11o]

其三，禁止捐俸助工。清代官员薪俸本来微薄，但有些官员为了博取好官声，每每借兴建公务之名，率领属下捐俸兴办。此举不过是挪东补西，到头来各官捐出之俸还得分派在百姓头上。因此，雍正帝下令：“凡遇有公事奏请捐助俸工之处，永远停止。”

甘肃巡抚石文焯奏报捐俸为万不得已之计，“势难停止”

，雍正帝斥其“无耻之极”

！[11o]

密折制度

雍正帝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

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成功后封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兼理藩院，赐太子太保衔，被雍正帝尊称为“舅舅”

。两人都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年羹尧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时雍正帝兴起文字狱打击两人势力（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

雍正帝重视吏治。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着的官员。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

。雍正一朝宠信四位臣工：李卫、田文镜、张廷玉、鄂尔泰；其中李卫和张廷玉为汉人，田文镜为汉军旗人，足见雍正帝确实了解并重用汉人。

严禁党争

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布上谕说：“闻有侥幸之徒，平昔结党营私，至积场年份，互相接引请托，遇谨守之人畏法，不肯通同作弊，反群相排抵，飞语诬陷，此风断不可长。”

雍正二年（1724年）更是专门布了《御制朋党论》，来分析朋党的危害，要求臣下不可结成朋党，要惟知有君，与君同好恶。

雍正帝即位后，以允禩、允禟等人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及其朋党集团成为他统治下的心腹大患。因此他信守除恶务尽，以极其狠毒的手段一一将他们致于死地。除此之外，雍正初年，拥戴雍正帝有功的年羹尧、隆科多等人的势力也迅膨胀起来。雍正帝担心他们有不测之心，在对允禩党人斗争的同时，又果断地收拾了年羹尧、隆科多集团。对这两大朋党势力的斗争成了雍正初年政治生活的重心。[89]

雍正朝重臣年羹尧

雍正帝公布的年、隆的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