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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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4页）

这条线索断在这里。换作今天，早就要交给反间部门处理，但借书卡的事会暴露莱纳，只能隐瞒起来，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屁股牢牢坐在上面”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生在更远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荡的米尔斯先生，吃过一顿有很多羊肉的丰盛午餐之后，决定去水烟馆。这和安德烈有什么关系？表面上没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米尔斯先生是一位联络官，负责“协调和促进”

当地英国情报部门和法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心不在焉、热衷于床笫之事的米尔斯先生，是英国政界裙带关系的最佳代表，他的父亲有个镀金的头衔，是上议院议员，军情六处看了一眼推荐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树，就给了他一个职位，既然他会法语和一点阿拉伯语，正好送到贝鲁特去。坐办公室的人从剑桥间谍圈的惨痛经历里学会了什么？什么都没学会。

米尔斯先生抽了一小会水烟，动身到二楼去找姑娘们。这家烟馆经营的可不仅仅是阿拉伯式水烟，你看。他选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下午，回家去了。过了两天，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出现在他那间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里面当然是那个销魂下午的照片，从角度看来，照相机安装在镜子后面。写信人友善地提醒米尔斯先生，如果他想取回底片，那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再到水烟馆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闻名。米尔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亲求助，只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里握着底片，把米尔斯所知道的每一个秘密都榨了出来，就像拧干一块肥胖的海绵。米尔斯所知道的驻贝鲁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还模糊地提到了，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种新的信息来源”

，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这个信息来源肯定是纯金打造的，从那里来的线报只准接收，不准问具体来源和获取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表现平平的贝鲁特情报站最近忽然活跃了起来。

所以，其实是第二件事触了第一件事，然后导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种新的信息来源”

这个信息转告柏林，同时也诚实告知，这是一个西方情报人员受压下提供的线报，不排除他是为了脱身而随口编造的。无论如何，“赫尔曼先生”

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达站，他需要问一个问题，因此借用莱纳的手，把一张借书卡放进奥林匹克体育馆，一个小小的信号，给明白这个信号的人。就像对着漆黑的海面举起一盏灯，只有原本就在留心观察的船才能看见。

安德烈对地鼠身份的设想尽管符合逻辑，但全都错了。地鼠和“赫尔曼先生”

的关系并不“符合逻辑”

。他既不是使馆雇员，也不领军情六处的薪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算地鼠。他是皇家空军少尉列夫科瓦楚克，这个姓氏本身就带着喀尔巴阡山脉的回响。科瓦楚克少尉家在伦敦近郊就在斯劳，准确来说但他的出生地是乌克兰，战前在莫斯科读中学，战争爆后投奔在伦敦开洗衣店的亲戚。科瓦楚克少年时代的同学和至交好友，是一个被所有人亲切地喊作“米卡”

的柏林男孩，跟着父母从纳粹德国逃过来的。

听起来耳熟吗？

科瓦楚克少尉是驻柏林空军的一员，但柏林封锁已经过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战机对峙的大戏。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兼职俄语翻译，和苏联事务顾问。他对莫斯科和东柏林总是心怀同情，前者承载着少年时代的甜美回忆，后者是对好友的一种情感溢出。“米卡”

时不时会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时候会回答，大多数时候不。要是被拒绝了，“米卡”

也并不坚持，比起政治，他们更珍惜友谊。

就在安德烈去图书馆的同一天，离关门时间只剩三十分钟的时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进去，从同一个戴着眼镜的图书馆员身边路过，径直走向童书区，取下第一个书架上唯一一本标题里有“兔子”

这个单词的书，翻到29页，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用蓝色蜡笔写的，“獾在收音机上听什么？”

意思是美国人的雷达站在监听什么。科瓦楚克少尉并不确切知道，也并不知道隧道的存在。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动处讨论要设计怎样的假文件送给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时候，也邀请了这位乌克兰裔空军少尉，希望他帮忙分析苏联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说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德国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亲爱的“米卡”

，他手上至少有一个信息来源，是英国人放的毒饵，但很遗憾，科瓦楚克并不知道更多细节，甚至不知道这个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钢笔在纸条上写下一句话，夹进书里，放回原处，离开了图书馆，此时离闭馆还剩二十分钟。天黑得很快，雨云吞没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许要下一整晚。

第十九章

“赫尔曼先生”

绝口不提从科瓦楚克少尉那里得来的消息，就像蜘蛛把意外得来的小飞蛾一层层裹起，藏进潮湿的树洞里，稍后再吃。科里亚绝对不能知道这件事，不然这位俄罗斯同僚肯定会抄起不久前汉堡码头装卸工那件事，当作木棍一样猛敲斯塔西的头。因为莱纳送去的假线报，那两个不幸的装卸工已经进了西德的监狱，还会在里面待上很多年。

然而这个裹在蛛丝里的小秘密，和克格勃手里的大秘密一比较，显得非常滑稽。克格勃早在雷达站建起来之前，就知道了隧道的事。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梦来编排的：地鼠出在办公室里。这个人保密等级比安德烈还高，在计划尚未成形的时候就参与了中情局和军情六处的联合会议，随后直接把隧道的图纸泄漏给克格勃。你其实已经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了，1961年之后的每一届士官生都要坐下来听乔治布莱克的惊人冒险。布莱克，战争英雄，大家都喜欢的荷兰朋友，1944年就加入情报处的老手，竟然是在朝鲜的战俘营里向俄罗斯人投诚的，谁想得到这种事？他说自己的动机是信仰，是纯粹的理想，不过哪个叛徒不这么说呢？

柏林隧道是布莱克的永久纪念碑。所有的投入，从行动处高层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从雷达站到录音设备，特制钢板，通风管道，专门研的垂直打孔装置，整整65o万美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5o万美元，相当于两架u2侦察机的造价，全都浪费了。

但我想安德烈私下里同情布莱克，尽管他逃避谈论这件事，声称自己和布莱克从未交谈过三句话，要是追问下去，他会给你一些官方答案，什么忠诚，什么专业素养。但如果当时在整个军情六处里，有谁能理解布莱克的话，那就是安德烈。他们都是移民的孩子，天晴的时候你付出得再多，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时候被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从安德烈身上，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德国人；从布莱克身上，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荷兰人。

布莱克在传记里自辨，“你得先有归属感，才能谈背叛，而我从未有过归属感。”

也许安德烈会同意这句话，只是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布莱克选择背叛，安德烈选择退出。他至少还有选择，麻雀没有同样的运气。这是后来的事了，那段时间就像火车冲下悬崖一样，天旋地转，连重力都变得不可靠了。也许我不该喝刚才那杯威士忌的，我慢慢来，一件一件事说清楚，也许把窗开了吧，我亲爱的，来一点新鲜空气。

莫斯科后来声称，他们早就知道这场阴谋，但是决定“故意”

让美国人挖进苏占区，以便灌输假情报。这是保全颜面的说法，莫斯科要不就彻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这样一条隧道，所以坐着没动；要不就打算存下一个定时炸弹，必要时拿出来炸毁外交关系。克格勃甚至没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驻柏林红军总司令，军官们自始至终在用那些被窃听的电话线来讨论武器库存，连队动向和讨人厌的上级，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泄漏了外长莫洛托夫的行程。不管克格勃辩称自己袖子里藏着什么聪明诡计，都补救不了。

科里亚知道隧道的存在，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笃定地认为莱纳是块“毒饵”

，而且那么轻松就把莱纳转手送给“赫尔曼先生”

，然后冷眼旁观后者追着海市蜃楼乱跑，始终没有说一个字。可以想象科里亚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他从来不喜欢这颗柏林新星，认为“赫尔曼”

太年轻，太古怪，太羸弱，什么都比俄罗斯人差一个等级。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对被政治绑到一起的伴侣，在公共场合牵着手，承诺永恒的爱情。私下里互相猜忌，充满嫉妒地保护自己的领地，提防对方趁深夜偷走东西。